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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书里看泉州
 

     《光明之城》―――真伪之旅

  尘封于历史中的诸多“事实”,在历经挖掘整理、编译之后,以令人讶异的力度冲击着世人的观感―――面对因曾经“满街都是油灯和火把”而得名的光明之城,泉州(刺桐)人自己都不能完全相信与证实属于自己祖先的辉煌经历、得失毁誉。

  在马可・波罗是否来过中国的问题上尚有争论之时,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意大利商人雅各・德安科纳的“横空出世”更令人半信半疑。《光明之城》这本对泉州极尽“夸张”铺陈之能事的著作,加之英国编译者大卫・塞尔本的“故弄玄虚”(出于对原著手稿藏家的承诺,他对藏家姓名和地址,讳莫如深,也没有完整成段的原文,甚至连手稿的照片都没有)使得该书的可信度大打折扣,成为“伪书”的例证。这部13世纪的手稿甫经问世,就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争议。中文译本的出版,又把争论延伸至中国的学者、同仁乃至身处“焦点”的泉州普通百姓,更多更深的智者见智势必纷至沓来,为“泉州学”增添新的华章。

  抛开该书的真伪不说,仅就其内容的价值而言,这是一个“具有无穷魅力”的“非同寻常的发现”。一位中世纪的商人雅各・德安科纳,在1270年―1273年的旅行中,尤其是1271年―1272年在“光明之城”刺桐(zaitun)意外遇到一种世界上的伟大文明,其间的奇特经历与所见所闻“带来了引人注目的生命”,其内容的丰富程度超过了近代其他西方作者的有关记录。达到几可改写(西方汉学)历史的地步。编译者大卫・塞尔本把原本无章无节的手稿分成12章,每章前面插入自己对该节的概括与评述,结构清楚,令读者大可提纲挈领,一目了然。其意义不仅于是,对并非专家级的普通读者而言,在满足好奇心的同时,多了一份了解情节、获取知识的轻松与甄别事实的高度。

  在第四章《无比繁荣的贸易城市》中,巨大的海港、繁荣的工商业与富人的奢侈淫佚,详尽的描述连泉州人自己在业已得到有关证明,可以承认的同时又时有困惑,“所有商人均免除交纳各种额外的贡赋和税收”,“商人可以从港口出入而不用交税”,如此开放、自由的贸易往来,在现在也几乎不大可能,至少这是海外交通史上的重大事件,但现在却无任何类似的记载。记载同时表明了刺桐的经济似乎与当今世界上一些贸易中心的“自由贸易区”没有什么差别。是一个在形态上近乎“现代”的、存在着激烈商业竞争的社会。甚至,一些势力强大而又思想自由的商人还加入了与朝廷官员争夺统治权的斗争!在社会面临变革的时代,在受到蒙古人威胁的时候,这座“光明之城”的外观和规模给人的震撼其实是“脆弱”的、虚幻的!

  “满街都是圣人”的泉州,曾经的繁荣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这座光明之城因大规模的道德败坏和社会腐败而造成的痛苦却鲜为人知。对此,《光明之城》有惊人的详尽记录。第五章《黑暗之中,光明之中》,在北方成吉思汗南进的大环境下,泉州经济的增长与政治、道德的冲突同样狂热,由此带来的紧张感为读者展示了一幅广袤的历史画卷。该书更引人注目、震惊之处在第六章至第十章,作为商人的雅各・德安科纳却在不断地参与古希腊、罗马式的辩论。内容从时局(战或和)的评述、道德伦理、教育的作用与方法,到城市的治理,甚至对政府和秩序、正义和惩罚、群体公益等现代话题都有激烈的论争。当然就其篇幅来看,更多的是作者的观念。这又与近代西方中国观有很大出入;对见闻认识的主观性与其对上帝的虔诚,使他兴奋而又矛盾。浓厚的宗教色彩在书中不仅留下许多的祈祷语,更大胆直率地表露出对基督教的仇视,而这也许正是这部手稿不得以公开形式昭示藏家身份的缘故!

  在泉州这样一个奇特的城市,又产生一部有关其奇特史实的书,不能不说有趣与有益。我们注意到,在此同时推出的《妈祖的子民》这本专业性很强的、关于闽台海洋文化研究的书中,泉州占了极大的篇幅,同类的论著也莫不如此。 “泉州学”的兴盛绝对不是人们的感觉与传闻。不同于内陆的海洋文化赋予了泉州不同寻常的特质,有关泉州的“不合常理”的发现和论争就变得不足为奇了。我愿意推测,更多的《光明之城》在以后还会为我们提供更多的信息解码,以打开这座光明之城宏伟的城门乃至众多精美的窗户!

  《妈祖的子民》―――海洋文化舞台的主角

  忘记历史是一种背叛,漠视现实是一种逃避。当开放的理性使得海洋在国人的观念中越来越清晰的时候,我们必须用传统的眼光善待与审视曾经“另类”的文明。中国并不缺少海洋文化,尤其是在闽南泉州。可惜曾经的历史舞台不可能为它提供更为广阔的演示空间,泉州的兴衰多少有些历史的悲壮与沧桑!在综合国力的内涵不断延伸的要求之下,海洋又一次直面我们!迎着咸咸湿湿的海风,呼吸着亘古的清新空气,我们无法回避历史与现实的合击!

  《妈祖的子民》是徐晓望先生的一本学术著作,也是一次有关我国海洋文化的历史回放。资料翔实,论证严密,从闽台海洋文化渊源,到后续发展演变的具体过程都有科学的论述。跨度上千年的史实,堪称一份宝贵的财富。当黑格尔以优越的海洋文化口吻评说东方的内陆文化时,其理论便成为近百年来西方攻击、歧视东方文化的肇始与根据。平心而论,我们没有给予海洋文化足够的重视,但我们的海洋文化并非苍白一片!以对外贸易上的主动为特征的海洋文化核心区域就有晚清的广州(商人),民国时期的上海(商人),更有贯穿宋元明清的闽南(商人)。“爱拼才会赢”的奋斗、冒险精神,促成了闽南人在海内外的巨大成就。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福建、广东、台湾是中国主要的海洋文化区域,而讲闽南话的泉州、漳州、台湾、潮州则是海洋文化的核心,而之中又以泉州最早进入海洋商业活动,约在五代两宋就十分兴盛,到宋元达到鼎盛,并对福州与漳州区域产生影响。尽管明朝的海禁限制了泉州的海洋贸易,但她的种子却在漳州发芽、成长,使其成为明代中国海洋文化最发达的地区。继而带动潮州海洋商业的再度兴起,成为又一支重要的主力军,三者既相互竞争又相互融合,在《妈祖的子民》中,我们不难看到这一条主线。

  海洋贸易的自由,不仅密切了闽台关系,造就了海峡两岸血浓于水的亲情,也承载了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任。商业意识的无所不在,到今天的泉州还得以体现与发挥,毕竟泉州经济的再次腾飞有着坚实的文化基础。在海内外文化往来的津梁中,闽台扮演了主角,又尤以泉州为甚―――“市井十州(洲)人”的盛况空前,“宗教博物馆”的不可思议,便是历史的化石与佐证。海洋文化的包容、博大、开放使得泉州的文化内核不同于其他地方,“泉州学”的兴起便成为必然。

  从闽台文化的形成,到经济海洋化的内因和发展,以及海外移民的起源,我们都可以在《妈祖的子民》中看到泉州人活跃的身影。在历经兴衰之后,在海神妈祖的庇护下,在潮涨潮落的汹涌中,在海洋得到空前关注的时代背景下,泉州的重振又开始搭建宏大的历史舞台。

  《中华大帝国史》―――归于平凡的海滨城市,因为海禁及其他原因,明朝的泉州辉煌不再!

  “明月年年望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在雅各・德安科纳(《光明之城》)与马可・波罗笔下,泉州的荣光与繁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在西班牙人门多萨那里,泉州仅仅是一个有着7万户人家的一般城市,知名度远不及福州与漳州(这可能与当时的历史相符),让人嘘唏不已。《中华大帝国史》中有关泉州的描述,闭口不提昔日“大港”,对于习惯于一谈到古城泉州历史,便想起“盛况”二字的读者来说,这种轻描淡写的叙述并不是可以马上适应的。

  编写《中华大帝国史》的西班牙人门多萨并没到过中国,凭着葡萄牙人克路士和西班牙人拉达及其同伴马丁的记叙,以及门多萨本人在墨西哥打听到的有关中国的消息,加上对前人有关记录的研究,在缺乏亲身感受的情况下,门多萨编写出《中华大帝国史》并于1585年首版于罗马(1940年在北京以同名出版过,著者译为曼特刹)。在由何高济先生1991年翻译的这本书中,该书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总论,记中国的事情及中国的历史;第二部分包括3个传教士的中国行纪及环球行纪。在第二部分第一卷福建行纪中,记录了西班牙人拉达及其同伴马丁奉命在1577年从菲律宾去中国,在来自泉州的将官王望高的指引和安排下,进入中华帝国停留的4个月16天时间的见闻。

  王望高大胆地把西班牙人送到大陆,尽管他有可能为之被处以死刑。但结果出乎意料,西班牙人受到了盛大的欢迎和款待,以至于他们难以相信。在停留的日子里,这个“在全国是一般水平”的城市,商品丰富“很有价值也很奇特”、 “特别是有一种哪怕吃得再多也不伤身体的水果”……“这里的房子都一个样式,因为地震,美观但不高”,在他们眼里,值得一提的建筑是“一座据称全世界最美的桥,横跨一条大河,这是一件大大令人惊羡的工程”。

  也许是不知道的缘故,他们并没有提到泉州辉煌的过去,甚至于连泉州港也没大提及,引起他们兴趣与感激的是泉州的物产尤其是官员热情周到的接待,以及送别他们时泉州的许多官员在流泪。而在近乎森严的保护下,还是有挤着看他们的人群久久不愿散去的情况似乎有些令人费解:从历史上讲,泉州人对外国人应是见惯不怪,不应如此;即使在海禁的当时,泉州的对外贸易也并无真正中断。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在他们眼里,泉州是一个平凡的城市,历史于他们来说并没有任何意义。

  也许正是这种没有历史感的观察,使其对接待他们的官员的热情,更多的是不可思议,认为“这样做是讲排场而非出自他们人身安全需要”。但对于意欲来华传教的人来说,从不同于商人的角度来看待浮华过尽的古城,也许更多一份冷静与新颖。

  因为不是编者亲历,在东西方文化差异的背景下,门多萨避免不了错误与偏见,有些地方也延续了前人有关中国的错误记录。比如说他不理解中国人的“筷子”,认为那是用金银制的小叉子。甚至,他不明白为什么泉州的老百姓不配带武器;更想不清该国的皇帝为什么要浪费那么多财宝来修如此宽敞的大路!

  在当初西班牙与葡萄牙的东方探险热中,凭着对基督的虔诚,传教士们风尘仆仆地周游全球,用他们的价值观、经验论看待异国的文化,传播耶稣的福音。在非商人的他们面前,泉州褪去了光环,平凡而又真切!

  也就在事实与不甚确定的记叙中,我们从另一个侧面体会了泉州曾经的岁月!

  《逝去的繁荣》―――不是为了感伤的解构

  《逝去的繁荣》是一部由泉州籍学者王铭铭教授从人类学的角度进行的学术考察。对生长于斯的王教授而言,在泉州这样一个熟悉的空间坐标上去建构一种批判性的历史叙述,其结果不仅仅是产生与众不同的知识体系,更是一种对“乡土”的深刻感悟。在泉州本土地方历史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泉州文化兴衰的深层解释,他成功地构筑起一条属于自己的历史路线,获得了自己对于现实生活的反思。

  对泉州的“黄金时代”(3世纪―13世纪),由于已有众多的课题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和描述,作者侧重大篇幅地着眼于日式衰微的明朝到近代泉州的命运。在过去的1000多年里,北方移民在泉州享有了安宁、自主后,进一步拓宽了自己的生存空间―――在大帝国的时代下,文化的多元化,商业行为得到宽容鼓励,海洋文化的兴起,使得泉州成为经济的核心地区。作者以对“家”的情绪方式,客观地考察了“繁荣”前后的人文地理,经济结构。而明清时代,来自朝廷内外的紧张矛盾,使得宽容的政治经济环境不复存在,“不许片帆下海”的“海禁”政策加上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海洋文化中的商业动力转入民间抵抗式的低潮。辉煌的泉州港彻底让位予其他半殖民主义的通商口岸(如厦门)便成为必然,衰落已无法避免。

  作者的目的与期望在考察、论述的过程中得到了明确的暗示:对繁荣的叙述,是对泉州再度复兴的希望;对繁荣逝去的剖析,是对一个古老国度、古老城市走向发达的反向想像与殷切建议;而具浓郁地方色彩的风俗习惯、民间信仰,无非是告知读者,这是“现实的人所做的现实的事”,是构成古城泉州独特文化众多的要素之一。

(原载于:1999年《泉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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