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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学
 

作者:陈鹏

    “泉州学”是研究泉州地域历史文明的一门学科。泉州作为中国历史上对外交通的大港,沟通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在这诸多方面的交往中,互相影响,彼此融合,形成一个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的综合体,进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即“泉州学”。但泉州学研究又不局限于地方性,较之其他学科,泉州学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范围内,具有多层次、多侧面的特点,是有一定延伸空间和宽阔领域的学科形态。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泉州学与敦煌学、文字学、红学等相比较,还处于新兴阶段,名称的提出也不过五年多时间,但它的研究活动至少在本世纪初已露端倪。同敦煌被重视一样,泉州也以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首先引起国内外的瞩目。 1906 年西班牙天主教士任道远,在泉州奏魁宫发现 14 世纪的十字架石刻,并由法国学者伯希和将其揭载于 1914 年 12 月发行的通报,继而为全球教会所传扬。当时的教皇屡次致函泉州、厦门、漳州等处司铎,嘱他们调查泉州基督教史迹及外籍传教土的墓地所在。本世纪 20 年代,中国历史学家陈万里、张星烺、德国历史学家艾克相继来泉州寻旧探幽,遂有张氏的 《 泉州访古记 》 、艾氏的 《 刺桐双塔 》 问世。 1926 年 10 月鲁迅先生在厦门大学筹备国学院文物考古展览,展品中就有泉州十字架石刻拓片,以及李蛰、郑成功等历史人物在泉州活动的遗迹照片,泉州小城因此引起一些学者的注意。考古学家、人类学家也纷纷涌至泉州进行调查发掘。 50 年代,英国 《 皇家亚洲学会会报 》 刊载了格拉斯哥大学教授约翰 ・ 福斯特 《 刺桐城墙的十字架 》 一文,英国广播公司也在专题节目里作了连续报道,这更加广泛地激发了欧美学者对泉州的兴趣。 1957 年泉州吴文良先生将其数十年悉心搜集的泉州宗教石刻及有关文物整理出版,全面揭示了这个世界神学宝库的神秘纱幕和丰富内蕴,一时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轰动,前苏联科学院编写的 《 世界通史 》 ,就选择了 《 泉州宗教石刻 》 中的 15 幅图版,作为该书的插图。

    为了探索、展现泉州厚硕的历史文化积淀,研究泉州港独特的历史地位, 1959 年成立了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从海外交通这个角度首先进行研讨。 1974 年泉州湾宋代海船出土后,菲律宾、泰国、日本、美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新闻媒介作了报道,把这一重大发现视为“世界考古珍闻”。英国著名的自然科学史学家李约瑟博士专程来到泉州,他高度评价“古船是中国自然科学史上最重要的发现”。 1 978 年泉州历史研究会成立,翌年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成立,之后,各个门类、各种学科的学术研究团体――宗教、戏曲、方言、武术、港口等学会和刊物: 《 泉州文史 》 、 《 海交史研究 》 、 《 泉南文化 》等等如同雨后春笋,涌现出来,形成国内外学术界的一阵“泉州热”,全方位、多视角、专门化、系统化的研究阵势摆开了。日本学术界认为:泉州是古代日中贸易的故乡,所有研究日中贸易史和造船史的学者,都想到泉州来,并把泉州称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法国学者总结了几十年的研究,感叹地说:“宰桐”这个大城市是刺桐缎的故乡,差不多已经被遗忘了。 1950 年在出版 《 马可波罗游记 》 时,还有人怀疑“宰桐”是否就是泉州。如今已为学术界广泛承认。几十年来的研究活动,已确立了泉州乃至福建在世界交通史上的重要地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关心和重视的文化交流史研究,泉州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泉州在 13 世纪业已形成的这种模式,在以后的东南亚国家也出现了。国内外学术界高度赞赏近 30 年来泉州同行们的研究活动,帮助他们真正了解了泉州过去的历史,指出泉州是当时国际间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港口。厦门大学也长期开设“泉州港考古”、“古刺桐港”等专题课,介绍了泉州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

    如同一颗种子埋在土壤里,会在一定水分、空气、温度的条件下发芽生长一样,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泉州学的提出已具备成熟的条件。 1988 年台湾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研究院院长、台湾科学院院士李亦园教授回乡省亲,在与泉州史学界座谈时发表了精辟的意见。他认为“泉州学”的研究很有意义,研究台湾的经济、文化、人种,以及东南亚的华侨和华人,都要追根溯源,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根源就是泉州。嗣后,泉州历史研究会作十年回顾时,也从泉州一系列多维视野和辐射性、连锁性的研究活动中,看到各个不同侧面所揭示的泉州历史文化之丰富内涵、独特形态及其价值,这些研究层面正在逐渐汇合成一个令人瞩目的总体――泉州学。记者们的推波助澜也引起香港、台湾以及国外学术界的重视,特别是 1991 年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考察队抵达泉州时,把泉州学又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2 月 18 日,联合国丝路考察项目协调员迪安博士在新闻发布会上,向国内外 30 多家新闻单位的近 80 名记者提出:泉州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和宗教遗产,应当设立一个专门的学科“泉州学”来进行研究,建立某种国际性的科学研究机构,组织世界各国专家学者来开展研究,正像研究“敦煌学”一样,使“泉州学”成为一个国际性项目。他还建议利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海上丝绸之路考察奖学金,对泉州进行系统的研究。泉州社会科学界经过多次酝酿讨论,一致认为有必要成立专门研究机构。经有关部门批准,于 11月 8 日正式成立中国泉州学研究所,标志着泉州学研究进入新阶段。

    泉州学之所以能形成一门专门的学科,是由泉州特殊的历史地位决定的。要了解泉州学研究的对象、内涵和外延,就必须了解泉州史。二、三千年前,闽越人便聚居斯地,以船为车,以揖为马,开始从陆梁到海上的活动。汉时,广州与印度洋间的“海上丝绸之路”已开通,福建成为通往交趾七郡的转运中心。两晋时期,中原战乱频繁,世家大族纷纷南渡入闽,沿晋江流域偏安而居。他们带来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科学文化,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开发,中原的文明也逐步在这海隅流播,并且产生各方面的效应。公元 6 世纪时,泉州已有大船通航南洋。隋唐时代,泉州地方经济日益繁荣,特别是“安史之乱”后,陆路交通阻梗,海上丝绸之路代兴。泉州城出现“秋来海有幽都燕,船到城添外国人”的盛况。时有“市井十洲人”的泉州港晋身为中国四大对外贸易口岸,伊斯兰教、摩尼教等外来宗教也开始在泉州布道,西来文化日见东渐,渗透到泉州的本土文化中。五代时,泉州再次接受了移民高潮的荡漾,中原八大姓入闽从王(指闽王王审知等),泉州人口骤增,地方经济、文化、风土民情更是辐辏了中原的影响,潜移默化到泉州社会的各个角落。宋元二朝,泉州地方生产力疾速发展,政府采取一系列鼓励对外开放的政策,使海外贸易日益昌隆。国内外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又反作用于泉州社会的高度文明和商品化生产,使泉州港在交通航线的拓伸、造船航海业的发达、海外贸易的管理、社会经济、宗教信仰、友好往来、科技文化等方面迅速起飞,跻身于世界最大贸易港之列。在国际关系史上,起着沟通东西方文明的桥梁作用。特别是宗教信仰的自由,使泉州成为世界神学的宝库,更积淀了今日泉州学研究的丰富内涵。泉州港这种空前繁荣的盛景持续了将近四百年,并以刺桐城之称驰誉世界,在许多外国旅行家的笔下留下不朽的记载,在泉州历史上引燃光辉的亮点。明清之际,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西方殖民者大举海上掠夺和东侵,致使海道不靖。闭关锁国的政策,摧残了地方经济的继续发展,海外贸易、文化交流阻隔千重,泉州社会状况相应出现变异,并且呈现新的特点。外商、华侨、外国传教士来泉州日见稀迹,而泉州人却大批移居东南亚、南亚、东亚和台湾,去拓植异疆别域,同时带去了泉州已富有特色的思想文化、科技、民俗和信仰。当官方贸易受到限制时,以海为田的泉州商民不甘寂寞,仍以走私贸易“贾行遍郡国”,而称雄于东亚、南洋。私商和华侨的活动,继续丰富泉州学的内涵和外延。

    综上所述,泉州学的研究应立足于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这个基点,贯穿泉州港城的初现、发展、繁荣、式微这么一条主线。如果泉州港没有崛起为国际性的贸易大港,我们今天提出的泉州学,就仅仅只能是一种地方性的土著文化,将泉州视为一种纯粹的地方史来研究,那就大为逊色,不可能出类拔萃地成为国际性的研究项目,更谈不上以魅力吸引世界各地的学者纷至沓来,诧呼这里丰富的历史积淀。时代的赋予,使泉州有条件经过优选劣汰而孕育出优秀的地方文化。我们现在所继承并且发扬光大的传统文化,无可非议地融化、什揉着闽越文化、中原文化以及海外民族的文化。在这仅仅一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能闪耀着多种文明的光芒,这在世界其他城市中也是少有的现象。这就是泉州学研究的典型内容和区别于其他地方文化的特色。开展这一研究,可从几方面的交融入手,譬如:

    血缘的交融。 泉州不少人的血管里奔流着分不清是哪个人种的血液,千百年来,泉州人已很难理清自己先辈与闽越土著先民、晋人南迁苗裔、满蒙畲等少数民族,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地区等外来侨民的血亲关系,这方面的研究需要人类学家的合作,也可以从血缘进行移民史、谱谍文献资料等方面的研究。

    语言的交融。 泉州话不仅是古汉语的“活化石”标本,而且南腔北调洋音兼而有之。如果从泉州方言进行语源方面的追溯,可以找到不少晋唐方言遗存,而且有许多渗杂的外来语直译,这和泉州众多华侨和外侨有直接的关系,泉州还有一些无法用文字表达的的语言,这些问题都值得进行考究,当然这方面研究需要语言学家的合作。

    民俗的交融。 “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共俗”对泉州人是例外的。海外交通使民俗打破国界的限制,侨民们把自己传统的风土民情融化在生活之中,即使在异国他乡,泉州人的岁时节俗、婚丧喜庆仪式总是顽强地代代相传,维系着念念不忘的摇篮血迹,念念不忘祖国的华侨特性。而阿拉伯侨民在泉州的后裔,也保留不少本民族的风俗习惯。可以说,泉州是一处不计陈列形式、陈列范围、开放时间的民俗博物馆。

    信仰的交融。泉州又是世界宗教博物馆,是国内外多种宗教信仰的荟萃之地。伊斯兰教、印度教、基督教、摩尼教、佛教、道教、儒教以及形形式式民间信仰的神 ,甚至教中之教、教中之派也在泉州竟相传道,自由地弘扬教义。已成世界奇迹的摩尼光佛、国内仅有的印度教石刻文物、成为国际航海保护神的妈祖,还有侨胞、台胞、港澳同胞年年要来谒祖进香的清水祖师、关帝爷、吴真人、王爷等等诸多神明,不管是舶来的,陆行的,外销的,出口转内销的都值得我们进行系统研究。

    科技的交融。 可以说,中原先进的科学技术,促进闽越边陲地区的开发和繁荣,泉州又是沟通中外科技交流的桥梁,航海、造船、制瓷、纺织、医药、建筑、动植物品种、生产工具,乃至微细到制作面条、豆腐、豆芽、榨糖等方面,无不全方位、多侧面地体现这种交融的痕迹,开放的泉州是传递科技新信息最敏捷的地方。

    戏曲的交融。 泉州还是戏曲博物馆,有“妙音传绝响,情连千里外”的南音,有誉称中国古典戏曲活化石的梨园戏,有吸引无数台胞和外国朋友“渡海看戏,文化寻根”的提线木偶,以及海内外泉州乡亲喜闻乐见的高甲戏、打城戏等。其中,乐器是体现海洋文化交流的最权威见证物。今天,文明古国埃及开罗的民间乐团,琐呐、三弦依然发出美妙的音响,罗马时期的教堂里,一幅三世纪的挂毯画面有吹洞箫者,国家博物馆陈列的元代瓷盘上,有突厥人在弹奏南音的琵琶,阿拉伯地名有南音之称,梨园戏的压脚鼓在伊朗似曾相识,洞箫在日本称为“尺八”搬上乐坛 … … 凡此种种,都是泉州学研究的极好题材。

    还有林林总总的民间什音、大鼓吹、拍胸舞、舞龙舞狮、花灯、彩扎、装阁 … … 南少林拳术的交融、思想文化领域的交融、商品经济范畴的交融,都可以看到泉州港以她博大恢宏的胸怀,兼收并蓄着历史富庶的积淀。还可以从中悟出与泉州古代海外交通、中原移民有很大关系。中原文化流传到闽南后,既有保留又有变化,即泉州学有源有流,因此它在世界各地区域性文化中有其代表性和典型性。泉州文化的特殊性是中原文化在泉州汇集后又向海外辐射,而非回炉到中原发源地;舶来文化在泉州扎根、发芽后,又孕育出新的文化类型。因此,研究泉州学应放在世界文化领域里进行考察,剖析这种文化现象形成的内核。

    中世纪西方四大旅行家--元代的马可波罗、伊本 ・ 白图泰、鄂多立克及明代来华的尼可罗 ・ 康蒂,前三者都曾涉足泉州,在他们不朽的游记中,每每惊奇地记述着泉州城的港口贸易、商品生产、风土民情等情况。其它中外名著如:宋人赵汝适的 《 诸番志 》 、元人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汪大渊的 《 岛夷志略》、元代意大利人《 马里诺利游记 》 、明人何乔远 《 闽书 》 、明代西班牙人德 ・ 拉达 《 拉达出使福建记 》 等,以及正史、野史中,也不乏有关泉州的记载,更为弥足珍贵的是泉州一些宗教石刻、碑铭等历史文物中,铭勒着阿拉伯文、波斯文、叙利亚文、泰米尔文、拉丁文、八思巴文、西班牙文、梵文等多种文字,这些不可多得的历史遗篇残文,与敦煌藏经洞发现的遗书一样,具有重要价值,对增补史阙、勘正史册也作出饶足的贡献,而且这一方面的研究还处于方兴未艾的趋势,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仍时有突破和重要发现。

    作为中国第一批 24 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泉州重要的历史地位已经得到确认。泉州还是古称“海滨邹鲁”的人杰地灵之所在.历史上曾荟萃着多少中华英豪。近期出版的 《 泉州历史人物传 》 ,选收了 100 位历史名人小传,他们是泉州人物星座中的骄子,其中有: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郑成功、俞大 ;有政绩卓著的政治家曾公亮、梁克家;有经术湛深的理学家蔡清、李光地;有雄才大略的改革家吕惠卿;有智勇双全的军事家施琅;有学识渊博的史学家吕夏卿、何乔远;有才华横溢的欧阳詹、王慎中、黄吾野;有励志笃学的科学家丁拱辰;有敢于向封建伦理纲常冲刺的思想家李贽;有为梯航万国扬波鼓浪的王延彬、真德秀、赵汝适、蒲寿庚、汪大渊等等,他们的精神、业绩、学识和才智等方面,也留给泉州学一份值得弘扬、发掘、整理、研究的文化遗产。

    宋元时期的泉州以经济发达称为富州,今天泉州有这么一份丰富历史遗产留给后人继承,仍然是富州。泉州确实像一处收藏巨硕的历史大观园,它的多种交融的文化,如同一面多棱镜,辐射出异彩纷呈、令人扑朔迷离的光芒。他无我有,他有我特,诱来世界多少著名学者三番五次地到泉州寻觅历史的踪迹,而且每次都有新的收获,都可以采掘到新的矿脉,这不能不视为一种奇迹。这种非同凡响的特色,就是泉州学仗以持之以恒的生命力,也是泉州学研究最重要的内容。

    开展泉州学研究将采取的方式是:专业性研究与群众性研究相结合,尽量多进行一些社会调查与田野考古。泉州学研究所将和学术界同仁携手进行这项研究工作,并为推动这一研究起组织、联络、协调、服务的作用。立足于现状,泉州学在短期内不可能独自开展“经院式”的“闭门造车”,需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联络社会各门类、各学科的学术力量,共举同识,将泉州学的研究工作广泛地、深入地、系统地开展下去。泉州保留了许多“活化石”,如梨园戏《朱文走鬼》 古剧本,被视为“海内孤本”,“宋元南戏的沧海遗珠”,内容涉及版本、方言、民俗、名物、南戏、南音等诸多学科,人们设计着对这历史文化宝库边开掘,边陈列,边充实,边构筑,使其成为南中国最为独特珍奇的“文渊阁”。但这种现状在不断星移斗转中,如泉州话,泉州人讲本地话已不太标准,倒是海外老归侨有的讲得地道。风俗习惯也处于不断变革中,所以一些项目应立即组织研究。比如对中原文化的南流及向海外发展、闽南文化有个性的地方、中外宗教文化在泉州的交流等问题,都等待系统地进行历史调查。特别是一些濒临断层脱节的课题项目,更要有清醒的意识,有组织、有计划地加以抢救。如:有源有流的正统方言,如:不会走样渗杂的民俗活动。有的经过一番考证,准确地加以复原再现,然后用录言、录相等形象化的手法,加上文字整理,以志永久保存。

    泉州学研究所将成立两个委员会,为开展泉州学研究与编辑出版工作的指导和组织机构。其一,聘请一批较有学术成就或对某一课题有专门研究的专家学者,不论外地的或本地的,在职的或离职的,均可作为研究所兼职研究员或项目研究员,由这些学者和研究所人员担成学术委员会,共同制定泉州学研究工作计划。其二,组成“泉州学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负责系列丛书大纲的审议,书稿的审定,安排编辑出版计划,编校文献资料及国内外有关泉州学研究论文选辑。这些专著争取每年出一至二册。泉州值得著书立说的内容是很多的,宗教文化方面现已出版了 《 泉州伊斯兰教石刻 》 ,基督教石刻、印度教石刻也有丰富的资料可整理出版专著。泉州陶瓷生产从南朝始至清代讫,有 400 多处古窑址,其中相当部分窑口专为外销而服务,国外屡见泉州窑遗物出土或出水,学术界期待泉州能提供一部图文并茂的专著,帮助他们进行比较研究。泉州民间宗教的神明多得出奇,香港大学亚州研究中心 1983 年推出一部 《 香港岛区之华人庙宇 》 ,我们也有条件整理一部 《 泉州民间庙宇大观 》 ,目前庙宇调查已在市区范围内着手进行。还有戏曲艺术、工艺美术、风土民情,华侨史、航海史、移民史、方言史、思想文化史等等方面,都值得大书特书。这方面的工作,争取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纳入合作研究项目。研究所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发刊 《 泉州学研究通讯 》 和 《 泉州学研究 》 。

    学术讨论会是对研究成果的大检阅,也是研究高度升华的催化剂。通过学术讨论,可以促进国内外学者间的交流,进行直接对话,共同探讨问题,启迪思维的闸阀。 1992 年 9 月在上海召开第一届泉州学研究会议,日、港、台和大陆学者与会,论文三十五篇。五年内开成第二届泉州学研究学术会议,这一届与会代表应当有国际上的泉州学研究学者参加,以后每隔三、五年能开一届,每届有一个中心议题。


    继厦门大学庄为玑教授开设“泉州港考古”专题课后,在澳门华侨总会会长、著名教育家梁披云先生的倡导下,泉州黎明大学决定举办“泉州学专题讲座”,作为全校学生的公共课,准备讲授海外贸易、宗教、戏曲、思想文化、移民等富有泉州特色的专题,目标在于培养地方需用的文理各科人才,让学生们更加了解泉州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更好地开发利用这份宝藏。开设泉州学专题讲座,别具地方教学的特色,又可达到教学、科研相长的目的。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可以办成三年制的专修班,并考虑向海外招生。

    开展泉州学研究,已引起国内学术界及有关部门的重视,福建省社科联把泉州学研究列入“八五”规划重点项目。北京的中国东方研究会号召学术界“行动起来,开展泉州学研究”。全国政协副主席卢嘉锡在百忙中,还特地为研究所题了字。泉州学研究将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考察的一项后续活动,以有关资料的搜集、编纂工作作为导向作用,立足于“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的宣传,真正达到以文化交流促进中外友好往来的目的。国内一些学术研究机构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中国元史研究会、中国南音学会、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以及浙江、江西、福建等省社会科学院认为:新兴的泉州学既体现着中国传统科技文化的精华,又反映着中外科技文化的交融。学科发祥地--泉州是历史上繁盛的世界大港和文化名城,又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涵盖着世界上多种文化、多种民族、多种宗教的丰富历史遗存,着实堪称“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的完美体现。宋代泉州市舶司的置设,极大地刺激了古刺桐港的繁荣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今日泉州学的兴起,无疑对于重振泉州的古港雄风,促使世界更加了解泉州,以及推动中国市舶司--海关史和海外交通史、贸易史等研究,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对弘扬我国优秀民族文化,繁荣社会科学事业,扩大对外学术交流,也富有积极意义。

   (原载于:《中国学术通览》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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