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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藏历史密码的清代奇书
 

林少川在研究《西山杂志》

清代奇书《西山杂志》

《西山杂志》关于宋帝昺流落泉州的记载

紫帽山凌霄塔(资料照片)

    清代晋江东石乡土学者蔡永蒹由于其七世祖伯随郑成功抗清,遭到清朝政治迫害,祸及蔡家未能科举登仕,只好转为航海经商。因遇海难漂泊异乡,在设塾授徒时偶然读到一批当时尚存今已绝迹的重要史籍。他据此撰写出笔记奇书《西山杂志》,并以手抄本形式流传民间。

    该书自上个世纪80年代初现身晋江,庄为玑、陈泗东、陈允敦、陈存广等学者纷纷前往抄写,并多加以勾稽考校。现任中国泉州学研究所所长林少川研究员,20多年来致力于《西山杂志》的辑佚校注工作,并将书中所记故事与文史资料互相印证,破译了不少曾经悬疑的历史密码。

    记载准确事例已有数十

    林少川原是华大华侨研究所副教授,1997年到《泉州晚报》参与创办《海外版》,他发挥人文学者的优势,找到新闻与历史的最佳结合点,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姓氏源流研究、寻根问祖等领域辛勤耕耘,采写的获奖作品多达50件,出版《穿梭在历史与新闻之间--旧闻记者、新闻编辑林少川获奖作品集》。

    林少川介绍说,《西山杂志》撰者蔡永蒹,生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卒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是个没有功名的秀才,又曾航海出洋谋生,阅历甚广。《西山杂志》的字里行间多斥骂清王朝,是犯禁之书,在当时自然不能公开出版,后来一直未曾刊印,仅存手稿。全书共计12本,1630页,在战乱中已丢失过半,上个世纪50年代保存在其族侄孙蔡春草处,仅剩6本,其中2本原件被人借走后未曾归还,不知去向。

    上世纪80年代末,林少川从事华侨族谱课题研究,查阅了闽南侨乡地区800多部族谱。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晋江东石开杂货店的蔡春草家里发现了4本《西山杂志》,认定这是珍贵的历史资料。由于这套书此前被借走两本未还,主人再也不愿出借。林少川花费了17天的时间进行抄录,最终他坚持不懈的精神打动了主人,同意让他带走复印。巧的是,他在后来的调查过程中,又发现了那两本被借走后下落不明的原件手抄本,当时抄《西山杂志》的人很多,估计是有人从原件拥有者处抄来的。现在,他手头已拥有六种不同传抄本及蔡永蒹手稿复印件,目前正拟争取列入“泉州学研究系列丛书”正式出版。

    经林少川考证核实,该书记载准确的已有数十个事例。如东南亚最早的华文碑刻“有宋泉州判院蒲公之墓”、后渚港“石盘路”宋代石刻、紫帽山凌霄塔“里人庄文进”石刻、华安“仙字潭”畲族战事石刻、青蒙“柴塔”史料考古、泉州南少林遗址等。

    解密文莱南宋墓主身世

    林少川向记者出示了一份1995年厦门市政府外事办发给华侨大学的传真,上面写着:“今接我驻文莱大使馆急电通知,该国历史中心主任贾米尔博士拟于9月13日下午前往贵校就泉州穆斯林历史及其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举行座谈。客人希望林少川教授参加。”
原来,早在1972年,德国考古学家傅吾康在文莱发现了一块宋代(1264年)碑刻,上书“有宋泉州判院蒲公之墓,景定甲子应甲立”。这一成果曾在海外史学界引起轰动,因为这可能是遗存于东南亚最早的中文碑刻!景定甲子是南宋理宗皇帝赵昀的最后一个年号,但700多年前的碑刻中所记的“蒲公”究竟是何许人也,却无从知晓。

    傅吾康教授推测,蒲公也许原为阿拉伯人,但已汉化,因为他是来自泉州的中国官员,而且墓碑完全是中式的,并认为蒲公必定是在地方上很受尊敬的人,或者是派往某一地区而死于途中的中国使者,否则人们是不会为他建立那么大的墓地的。但这些都只是猜想。

    1990年,林少川与庄为玑教授合作进行华侨族谱重点课题研究之时,在《西山杂志》里的《蒲厝》条目,找到解开“蒲公之谜”的钥匙--“有宋泉州判院蒲公之墓”碑刻中的蒲公即蒲宗闵。《蒲厝》记载:“宋绍定间有进士蒲宗闵,司温陵通判,后升都察院,端平丙申奉使安南(今越南),嘉熙二年奉使占城(今越南地名),淳佑七年再使勃泥(即今文莱),后卒于官也。”除了有关蒲宗闵的介绍,还有诗文为证。

    傅吾康教授于1991年出席在泉州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学术讨论会”,从林少川处得到答案后满意而归。这才有了后来的文莱国历史学者贾米尔访华时,再次特邀林少川一起研究的后话。

    揭秘后渚古道石刻天机

    庄为玑教授在泉州后渚古道上发现的“乌石盘”宋代石刻一直是个谜,没想到答案竟藏在《西山杂志》之中。

    后渚港通往泉州城的古道上,要经过看头、梅岭关、双路口等城寨。1978年,泉州文史学者前往实地踏勘,发现后渚村西北山坡、通往泉州城的古道旁,有一块大岩石,因年代久远,通体发黑,故称“乌石盘”。上有阴刻碑文三行,碑形长47厘米、宽33厘米,字大5×6厘米,字迹漫漶不清,经过刷洗、拓片,隐约可辨:第一行:曾□官喜;第二行:缘贷□□□修路;第三行:□时通□时放合助曾奇……

    根据他们的调查,后渚有曾姓,祖从泉州迁来,原祖上大祠堂在龙头山,因为族谱被焚,老辈相继去世,迁徙的时间也不知道了。但是,石刻上的人名是谁,古道上的“看头”地名代表什么意思,还有修路石刻上的“曾□官”,依然无解。

    林少川在《西山杂志》里,找到了解开这些谜团的根据。《后渚》条记载:后渚即桃花山后之窟沼也,北有回流汇集于斯,善积泥沙,故曰储也,即渚之称者。其地唐宋以来之航澳,东石林灵常至此,与琉互市。蛮人不知航,多从此西行艰也。宋大中祥符壬子科进士曾愈,司蛮舶之官,沿途盖之石矣,故曰石盘道。迭有修造焉。南宋淳熙李时放昆仲、曾琳缘之修,利于行人也。自宋绍兴之后,设立官站,曰“看头”。蛮商过之,皆须两银,故时人讥为“看头钱”也。元明之际,倭寇也,后渚已置为铺矣,置了望台,以惕倭祸焉。

    原来,古道是宋大中祥符壬子科进士曾愈官捐修的--“曾愈,司蛮舶之官,沿途盖之石矣,故曰石盘道”;后又有“南宋淳熙李时放昆仲、曾琳缘之修,利于行人也”。石刻上的“曾□官喜”,就是宋代的“曾愈”;而“□时通□时放”,则应当补正为“李时通李时放。至于“看头”地名,居然是始于闽南话“看头钱”。

    解答紫帽凌霄塔千年悬案

    上世纪50年代被拆除、八九十年代重建的紫帽凌霄塔,是泉州四大名山之一紫帽山的独特风景,但过去人们对它的始建年代及其来龙去脉却所知甚少。

    在《泉州府志》里,有提及紫帽山右峰绝顶上的凌霄塔,为明代知县钱木便造,康熙五年七月时,泉州发生雷震,凌霄塔崩塌。至于后来的几度重建,志书中没有记载。1981年,泉州文史学者在塔边发现了“里人庄文进”的石刻,始知凌霄塔曾于乾隆丙午年重建,庄文进是来自台湾的进士,祖籍晋江,及第后被派往福建任职,任过泉州府教授等。

    其实,早在人们通过文物普查了解真相之前,古人蔡永蒹已经捷足先登。林少川在浏览《西山杂志》时,找到了先贤留下的历史答案:凌霄塔是隋开皇九年所造,它是大陆居民前往开发台湾的灯塔航标。

    《西山杂志》载:“紫帽山界于晋南接壤也,其山脉乃由南邑大乌石山而来,连绵十余里焉,有十二峰之胜,峰状若纱帽,常盖紫云,故曰紫帽山也。紫帽山与清源山对峙,因此泉南之人称曰对山,与葵山、罗裳、清源合称晋邑四大名山矣。”手抄本上又介绍说:金粟洞古刹在左峰之山阴,肇建于南朝。文中同时提到了金粟洞的来历,以及山中一些著名的景观。

    书中特别指出,凌霄塔系隋开皇九年造,初为九级,是用以开发夷州(台湾)远航之灯号,宋绍兴年间重修为7级,清乾隆年间又重修,是东石的林氏、邱氏、许氏、陈氏、李氏五户人家共同修建的。

    释疑南少林三次兴废谜底

    以南少林寺为代表的泉州武术,始于隋唐,盛于两宋,枝繁叶茂,影响广泛。但前些年福清、莆田等地均有异议,为此曾引起争论。

    林少川告诉记者,在《西山杂志・少林寺》中,明确记载了泉州少林寺“三废三兴”的历史:唐天佑四年(907年),“少林寺反王审知附梁,被毁”;北宋太平兴国六年(981年)诏修,南宋景炎元年(1276年),“清源少林寺千僧反蒲寿庚之降元”,在东门外“格斗元兵三万,元唆都(元兵攻泉州将领)遣胡骑冲少林寺”,少林寺再次被毁;明洪武十年(1377年),州官黄立中“疏奏朝廷,敕修少林寺”;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少林寺第三次被毁,“从兹无复敢修者”。直至1993年,才在原址上修复少林寺,现已颇具规模。

    从《西山杂志・龙降》转引唐《闽中记》云:“天坛傍少林寺……”可知唐代之泉州少林寺位于东岳山“天坛”之旁。专家在踏勘中发现,天坛遗址仍然存在,即位于现存东岳行宫前面20米处。天坛之旁,南少林寺遗址仍依稀可辨。

    记载南少林寺在泉州的文献,还包括清代道光年间《晋江县志》、南宋泉州太守主修的《嘉定温陵志》、南安《武荣傅氏族谱》、明抄本《清源金氏族谱》等资料。近年来,专家在东岳山脚下的南少林寺遗址挖出了大量唐宋时期的建筑构件,还从南安石井镇埭头村颜岗寺发现了一处“南少林五祖”之一的墓塔,为“南少林发源地在泉州”的说法再添重要佐证。

    《西山杂志》补正史之不足

    清代奇书《西山杂志》自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一经发现,国内不少学者如获至宝,纷纷撰文引用,并多加以勾稽考校。但也有持不同观点者认为,这一手抄本的来由是存在疑问的,最好不要随便引用里面的材料。

    林少川认为:关于书中记录的奇闻,不可不信,亦不可全信。比如里面记载杜甫曾来过泉州并有诗数首,这在没有翔实考证并确证之前,不足以采信。毋庸讳言,书里确有疏漏和谬误之处,这也许是所有笔记或野史所难免的,就连后世的再传抄版本也往往有一些笔误。该书就有些系根据民间传说口碑而来的,出现这样那样的讹误毫不奇怪,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不应全盘否定。对于《西山杂志》这样的资料,必须采取慎重的态度,进行科学的分析,去伪存真。

    林少川告诉记者,从传抄件的《序言》和《叙引》里,可以了解到蔡永蒹在富室吴氏家读万卷藏书,接触到一批当时尚存今已绝迹的重要佚书,如《闽中记》、《嘉定温陵府志》、《宋代二十四村志》、《士族谱图》、《古国考陈》、《青阳诗集》、《青莲诗集》、《开元十乡志》、《紫云诗集》、《鲁东诗集》、《仁和诗集》等。这也就能解释,何以一介秀才,能够写出这样的奇书。

    值得肯定的是,该书存有大量的、有价值的闽南地方史料,蕴藏着丰富的可供考古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地名学、宗教史、华侨史、海外交通史、人物传记、姓氏源流等研究的内容!作为野史杂志,道正史不敢言或不便言,自有其可取之处,有时可补正史不足。尤其是一些今已绝迹的史料,幸经作者勤于笔录辑佚,弥足珍贵。蔡永蒹特别注重实地调查研究,他曾航海游历东南亚各地,对碑刻铭志特感兴趣,“录之成帙”,是一个有心人,经他实地考据的记述,可信性较强。纵观全书,虽有疏漏谬误之点,但不乏精彩之处。且作者的不少新见解,往往发人深思,也有待学者进一步探讨。

(原载于:《厦门晚报》2006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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