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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久历史的积淀 多元文化的融合
 

――泉州南音南戏在历史上与域外文化互动的简略回顾

作者:郑 国 权

    中国古老的音乐与戏曲,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二十世纪以来,国内和国际学术界许多有识之士,都特别关注中国音乐史和戏曲史的研究,有的着重于对古籍的搜集和整理,有的则致力于田野调查。因而一些重要古籍相继被发现,一批关于音乐史、戏曲史的鸿篇巨著相继问世,一次次的学术研讨会也在海内外举行。真正呈现了一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崭新局面。

    在这个大历史背景下,泉州的南音与南戏,也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引人瞩目的是几部明代刊刻的属于闽南的戏曲与弦管选集,在国内早已荡然无存,无人所知,却先后在日本、英国和德国被发现,而这几部明刊本选载的一大部分内容,却仍然神奇地活跃在泉州的南音和戏曲舞台上。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泉州与福建省和国家有关学术机构,先后在泉州举行了各三次的南音和南戏学术研讨会。许多海内外的专家学者欣赏了泉州的南音与戏曲,参观了南戏文物展览,无不为泉州能够保存如此古老的音乐与戏曲感到惊奇与赞赏。他们有的认为泉州南音是“中国音乐历史的活化石”,有的认为硕果仅存的梨园戏是宋元南戏的遗响。还有的人土认为,当今尚保存和活跃在泉州地面的傀儡戏、打城戏、高甲戏和掌中木偶,都具有悠久的戏剧历史和多元的文化特征。

    经过这些年来海内外专家和泉州当地学者的研究,普遍认为泉州如此丰厚独特的音乐戏曲现象,决不是产生于一时一地,也不是少数人的“天才创作”,而是经历了长期的积累和中外的互动,由不同年代不同地域的多元文化融合而成的。为此,简略介绍一下泉州的南音与南戏的一些基本情况。

    多元音乐文化的积淀--泉州南音

    泉州南音,古称弦管,由器乐和声乐两大部分组成,有纯器乐曲的“大谱”十三套,又有词曲兼备但只用于弹奏的“指套”四十八套,和用泉腔闽南方言演唱的散曲一千五百首以上至二、三千首。南音能有如此丰富的内容,庞大的规模,是因为积淀了中国古代音乐的大量历史遗产,其中有继承先秦宫商角徵羽五音的×工六士一的工×谱,有汉唐以来的琵琶、尺八和奚琴的遗制,有汉相和歌、晋清商乐和唐宋雅乐燕乐的遗音和演奏规制。因此,许多专家认为南音是“晋唐古乐” 、“千年绝唱”,是“一部活的中国音乐史”。

    南音不仅长期在泉州传唱,同时不断地向周边地区发展,首先遍及闽南地区,而后传遍台湾和香港、澳门,并随着闽南华侨的足迹,传播到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泰国等的闽南华侨聚居地,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南音文化圈。1977年,在新加坡的泉州华侨首先倡办国际南音大会唱,接着泉州于1981年开始连续举办了七届。在这短短的二十五年中,海内外各地共举办这种国际大会唱达十四次之多。每次参加的团队都有一二十个至三四十个,每次都有几百人出席。他们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论政治背景,宗教信仰,不分工农士商,也不分男女老少,都可以在南音界崇奉的乐神“郎君大仙”的旗帜下走到一起,很开心地“同奏一首曲,同唱一首歌”。显示了团结、友好、祥和的感人的热烈气氛。这种非常奇特壮丽的文化景观,在当今世上的其他地方,是很少见的,也是其他古老乐种不可能有的如此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的。

    那么,南音是从哪里来的呢?上世纪八十年代,泉州南音乐团去北京演出,爱新觉罗・溥杰先生听了之后,大受感动,遂提笔题了“此曲只应天上有,源远流长活化石”十四个字,赠给乐团。溥杰老是康熙的后代,传说康熙当年召去五个弦管先生晋京,听了他们演奏,赐给他们“五少芳贤”、“御前清客”的头衔。如今他的后裔作这样的评价,也许是个巧合。如果从实际出发,我们只能说,南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人间创造的。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人类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公告》的话说,是“人类天才创作的杰出代表作”。但创造南音的天才,不敢说全是泉州人;说泉州是南音的发源地,也不完全准确。有位专家说,泉州是南音最后的保存地。我比较赞成这个说法。因为南音不是一时一地能够创作出来的,而是中国漫长历史的文化积淀和东西南北中音乐文化互相交融汇合的产物,最后在东南沿海偏安一隅又有独特人文环境的泉州存活下来,并不断地向南扩张它的领地的结果。记得在一次南戏学术讨论会上,有位专家说,泉州像个戏曲历史博物馆,又像一个大冰箱,把许多历史文化鲜活地保存下来。

    泉州“冰箱”保存下来的历史文化,其中有几样宝贝是来自域外的,或者是中华文化与域外文化交融的结晶。

    一是琵琶。南音的琵琶是曲项、横抱的,也叫南琵,有别于直项、竖抱的北琵。曲项琵琶在汉代就有,两汉史料一说“近世乐家所作”,一说“出于胡中”。《隋书・乐志》说它“出自西域”。又有的史书说琵琶是公元四世纪中期由印度或波斯传入,先在北方流行,而后传入南方。与福建有关的是,唐德宗年间(公元785-804),福建观察使曾把半部《道调凉州》曲谱,送给康国(今名乌兹别克)的琵琶高手康昆仑。这个康昆仑曾在长安与善本和尚比赛琵琶技艺,他认输之后拜善本为师。由此似可看出,距今一千二百多年前,曲项琵琶及其曲谱,相距遥远的南北两地是相通的。但随着时光飞逝,在中国大地上,曲项琵琶的实物几乎都消亡了。只能从敦煌的壁画和《韩熙载夜宴图》中,找到它的踪影;或者到日本奈良正仓院去观摩唐代由日本“遣唐使”带去的五把曲项琵琶。除此之外,中国古代的不管是汉人自制的或是域外传入的曲项琵琶都消失了,唯独单传存活在泉州南音之中,成为南音的主要乐器。

    二是尺八。后人称它为洞箫,也是南音的主要乐器。它的历史与琵琶同样非常悠久,其来源和产生年代,有关史料记载不尽相同。1972至1973年间,在嘉峪关戈壁滩清理八座魏晋时期的墓葬,挖掘出来的墓砖画中,就有与南音相似的尺八。但尺八的实物,在中国大地上也几乎是无影无踪,却在日本的正仓院、法隆寺、东大寺等处保存了唐宋时期传去的不同规制的一批尺八。1985年,日本研究尺八的“精竹会”,为“寻找尺八的历史渊源”,特地组团访问中国,几乎走遍大江南北,但一无所获,最后来到泉州,看到尺八大量存活在南音中,喜出望外,激动得热泪盈眶。此后,他们干脆把“精竹会”改名为“泉州会”。泉州每次举行南音大会唱,他们都组团参加,与泉州弦友同台演奏,又一再从泉州选购尺八带回日本。这件事已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话。

    三是南音有套“指谱”《普庵咒》,其中附了一首《南海观音赞》,用了一个奇特的曲牌《兜勒声》。长期研究南音的王耀华教授,把《兜勒声》与汉代张骞从西域带回来的《摩诃兜勒》联系起来研究,认为张骞当年带来的《摩诃兜勒》,是流传于古印度和吐火罗一带的宗教音乐,但史书记载只有文字,没有曲谱,无从辨识其形态。而它却似乎隐藏在南音中,作为佛教仪式《南海观音赞》的曲谱,流传千百年。同时,在这套《普庵咒》开头,还有三回十八段的“释教神咒”曲词,全是“摩梵波波波”、“那檀多多多”、“波波悲悲波”等类的标音字。这些与保存在梨园戏、傀儡戏音乐中的“劳阿里连”同一性质,都有浓郁的佛教色彩,它们显然来自域外,也许就是当今的印度。

    四是南音的内容丰富,底蕴深厚,多位研究者认为其中有唐代雅乐、燕乐的遗音。如大谱《梅花操》、《走马》,如那些悠长缓慢的大撩曲或称为“散序”、“套曲”等等,从其乐曲结构、节奏旋律等方面,都可以找到唐代燕乐的遗绪。专家据乐书记载称,盛唐音乐,并非纯粹国粹,而是“华戎兼采”,大量吸取域外音乐为我所用。这个政策,从隋代始皇初定开始实行,先设七部乐,除分管本国音乐之外,还分头各管吸纳高丽、天竺、安国等域外音乐。隋炀帝继位,更发展为九部乐。入唐以后,不但不废九部乐,反而增加一部高昌乐,成为十部乐,又把多位域外音乐家邀入朝廷当乐官。唐天宝十三年,玄宗皇帝还下旨把法曲与胡部合奏,用于宴乐。随后发展为成就巨大的燕乐。朝廷采取广纳人才、兼收并蓄的开明举措,才使盛唐音乐走上辉煌的顶峰。如果说,泉州南音继承和保存了唐代燕乐的余音,那就可进一步说明泉州南音也包含了域外音乐的成份。法国汉学家、现任教于福州大学的施舟人(博尔)教授不久前在泉州欣赏南音时说,历史上波斯音乐曾传入中国和欧洲。只是经历一千多年,波斯自身的古老的音乐遗失了,传入欧洲的也佚亡了,但可能有一部分却存活在泉州南音中,泉州南音的历史价值和文化积淀,具有非凡的意义。

    以上四点,仅仅是一鳞半爪,一时难以再找到更直接更充分的材料来论证。但就这点点,多少可以折射出中国重视礼乐的历代王朝,早就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广泛开展音乐文化交流,形成了音乐文化自由流动的局面。如果不是这样,在西域早已烟飞灰灭的“胡乐”,就不可能在中国大地上留有它的血脉;而在唐代用竹木制造的乐器,在中原大地早已荡然无存,也不可能在我们的东邻日本的寺院保存了它的原件。在中国的东南一隅的泉州,也不会直接或间接地继承了中原音乐和它的乐器。泉州是有幸的,得天独厚。但她又不独享,而是一再把南音向境外海外传播。境外海外的弦友,同样再接再厉,弘扬国粹,有的团体还把弦管推向西方,为中华文化赢得极大的荣誉。这里有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两条资料。一是台南南声国乐社,曾往欧洲许多国家演奏,并在法国广播电台作实况转播,从晚上十时至次日早晨六时,听众估计达三百万人。二是新加坡湘灵音乐社于1983年7月,参加英国威尔斯三十七届世界民族音乐及歌唱比赛,清唱曲《感怀》和大谱《走马》双双获奖,国际评判团对歌唱的评语是:“演唱时能唤起很高雅、美感的气质……。”对奏谱的评语是:“以真正古老乐器,作出精彩表演,深具民族色彩与音乐价值,千祈不可放弃这种具有丰富艺术性的音乐,以及它的优秀传统的素质。”

    上述的盛况和评价,进一步说明优秀的艺术是没有国界的,只有通过有效的交流和互动,一个民族的文化精华,才能为全人类所共享,才具有更高的价值。

    宋元南戏的遗响--泉州戏曲

    泉州南戏是在南音的哺育下发展起来的。当今泉州的梨园戏以及傀儡戏,都被认为是中国最古老的稀有的剧种之一。它们分别于1985年和1998年两次被召进北京献演,专家认为它们是“宋元南戏遗响”。

    泉州的传统戏曲,向来是靠口传身授和手抄本传承,因而经不起天灾人祸的破坏,也经不起漫长岁月的风雨侵蚀和人事变迁所造成的流失,所以保存下来的历史资料,十分匮乏。

    有幸的是,泉州一批明代戏曲和弦管刊刻本,先后在海外发现。它们分别收藏在日本、英国、德国等地图书馆或收藏家中。

    第一部为《重刊五色潮泉插科增入诗词北曲勾栏荔镜记戏文》(简称《荔镜记》,是梨园戏著名剧目《陈三五娘》在明代的刊本。),明嘉靖丙寅(公元1566年)由福建建阳书商新安堂余氏刊行,到二十世纪,世界上只发现两部,一部在日本,一部在英国。

    1956年,梅兰芳、欧阳予倩两位戏剧家访问日本,蒙天理大学图书馆惠赠《荔镜记》书影一套。1959年,福建省从北京购回两套书影复印品,分别收藏于省戏研所和梨园戏剧团。

    经考查,这部《荔镜记》是福建历史上最早刊刻行世的戏文。它包含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信息相当丰富:在《荔镜记》戏文的上栏,还收录了一部久已失佚的宋元南戏《陈彦臣》的全部曲词。《陈彦臣》曲词之后,竟然缀有一出“新增勾栏” ,其主人公与《荔镜记》同是“陈三”的折戏,意义不同凡响。

    第二部书为《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是英国牛津大学荣誉中文讲座教授、国际著名汉学家龙彼得先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先后在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和德国萨克森州立图书馆发现的。

    龙先生发现的明刊三种,较之上述的《荔镜记》包含的戏剧与南音的内容更为丰富,可以说是个大面积的发现。其中的十八个折戏,有十六个可以归属于梨园戏的九出传统戏;而三种刊本的南音曲词多达二百五十多首,其中一部分曲词并附有古老的曲牌与音乐符号,表明其旋律、节拍和演唱方法延续四百依然没有改变,至今仍然在传唱,显得更加珍贵。

    第三部为清顺治刊本《新刊时兴泉潮雅调陈伯卿荔枝记大全》。它与明嘉靖《荔镜记》一脉相承,同样是梨园戏《陈三五娘》的古本,过去内地对它几乎是一无所知。1997年,我们去台湾参加“海峡两岸梨园戏学术研讨会”期间,才获得台湾朋友惠赠了一本复印件。而其原刊本,可以说也是世上孤本,久藏于日本神田博士家中。台湾大学吴守礼教授毕生研究闽南戏曲方言,有幸获得收藏者的书影才公诸于世的。

    第四部为清乾隆间刊刻的《同窗琴书记》,戏文内容同样是梁山伯祝英台故事,也是龙彼得先生在海外搜集到的,并经吴守礼先生校理,于1999年提供给我们。

    以上四种从海外回归的明清戏曲刊本,经过我们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编辑校订,于1995年先以同样书名《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1999年至2001年,我们又把梨园戏、傀儡戏的传统剧目、音乐和表演图解,连同海外回归的刊本,全部汇编入《泉州传统戏曲丛书》一至十五卷和《泉州明清戏曲与方言》一书,都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这样,从二十世纪以来在全世界范围内所发现的泉州明清戏曲刊本,全都编入以上三种书中,正式出版,在海内外发行。

    这样,泉州迄今所能发现的,自明中叶以来的主要戏曲资料,加上其它清刊本和各种各样的手抄本、口述记录本及重新抢救的材料,经过我们整理、编校出版,可以说相对完整地保存下来。泉州的南音、梨园戏和傀儡戏当之无愧的可以成为一份“人类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这三种民族文化瑰宝,经中国艺术研究院推荐,一个与联合国合作的机构“亚太文化中心” ,已把泉州的南音、梨园戏、傀儡戏正式列入中国十项民间表演艺术数据库。

    外传与回归

    那么,这就产生一个问题:泉州这些明清戏曲史料,在国内早已荡然无存,为什么反而保存在国外的图书馆和私人藏书家中呢?

    这个问题的惟一答案就是:宋元以来泉州开辟的海上丝绸之路,泉州输往海外的不只是丝绸、茶瓷等物质产品,同时还有非物质产品,即戏曲以及它的刊本,也是沿着丝绸之路输往东南亚、日本和欧洲等地的。

    这里,我们还得引用龙彼得先生的研究成果来说明原委。他在《古代闽南戏曲与弦管--明刊三种选本之研究》一文中认为,这些闽南古代的剧本,是由商人或传教士带去菲律宾、印尼群岛,然后辗转到欧洲去的。

    他在文中提到几件重要的史料:

    “十七世纪之后,这类文物看来主要由荷兰人提供,在1622年之前……这些书约是由中国商人先运往了印尼群岛,然后在那里被荷兰船员买了去。”

    “……明代,被带到欧洲的书籍……西方虽然没人认识其中的一个方块字,藏书家、国王和大学图书馆却把它们奉为珍品。……我估计在1700年前被带到欧洲的中国书籍于今还有三百本藏在各国图书馆。”

    这些剧本之所以被运到南洋各地,原因是来自闽南的大量华侨有爱看戏的传统习惯。其目是敬神娱人,祈求海上商旅的平安。龙先生在文中说:“中国人为安全到达外埠,在神像前演剧也同是这个道理。”

    在印尼,闽南人演戏似乎更加盛行。“在爪哇的华侨大多为闽南人。”英国人司各特在万丹商馆任职时写道:“他们(中国人)爱好演戏、唱歌……以祀神。只要他们认为船只已从中国启航就演戏;船到万丹,或从万丹返航也同样演戏。这类戏有时在中午开演到次日早上;演出大多在街上搭成的露天戏台上。”“1612年12月28日,中国商人宴请船长、爵士以及所有万丹的英国商人。中国演员在台上演了一场有声有色的戏。”

    闽南华侨“有的在家门前搭起大戏台;……每逢年过节,但大多在新年他们都上演这类戏和闹剧,主要是在晚间和清晨演。”

    从龙先生的调查研究和生动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

    有了海上丝绸之路,才有泉州戏曲、弦管及其刊本的外传;而经历了四五个世纪的风云变幻,迎来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迎来了文化与学术交流的繁盛年代,才有了这些海外孤本回归到它的故乡,填补了戏曲历史的空白。

    总的看来,泉州的南音以及南戏的长期发展过程,反映了历史上中华文化与域外文化的多次互动与吸纳,然后东传与南移,特别是随着移民的足迹落户东南沿海一带,然后又由闽南人带往海外,遍及东南亚,再远播欧美等地。他们带去的不是别的,而是中华文明的美妙音乐与戏曲,给人们以祥和与愉悦。这正是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今天正在努力追求的崇高境界。

    作者单位: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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